1930年7月，我们与红六军会师后，到普济观开前委会，成立红二、六军，编成红二军团（1930年7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同时，红四军改为红二军，贺龙兼军长，红六军以邝继勋任军长，段德昌任政委。两军共一万余人，5000多支枪），总指挥部驻府场。

当时红二军驻府场，红六军驻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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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逸群去六军，想解决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在往峰口的路上，见六军筑有工事，面向二军派出警戒，我想其中必定有人挑拨，就叫周逸群下来看，周当时是特委书记又是政治委员。

我们到峰口后，段德昌待周逸群一下马，就把他拉进去，把原委告诉他，说是二军要提六军的枪。

这时逸群就拉德昌出来和我一起谈。

周逸群是不发脾气的人，而这次却大发脾气，问有人证、物证没有?

当然找不出什么根据来，逸群同志就火了。

当时就在德昌的司令部里开了个会，未解决问题。

会后，我即回府场，约定第二天开联席会议，二军、六军一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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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二军负责同志全到了，地方干部也到了。

六军却只派一个代表来，那次是许光达当六军代表。

后来听说是邝继勋想当二军团总指挥。

这次会议后，邝继勋即调回中央。

部队会师后即打监利。

第一次打监利没有打下。

部队就在普济观开会，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当时确定要把苏区的白点打掉，扩大和发展苏区。

决定第一步以六军肃清长江南北之白点，因为六军是在洪湖生长的，不愿离开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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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是从山上下来的，就搞襄河北岸，以三个月为期，二军将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的白点拔掉；

六军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的白点消灭。

尔后会师潜江，就搞荆(门)、当(阳)、远(安)。

然后，再搞南漳、谷城，与襄北的红九军（即活动在襄(阳)、枣(阳)、宜(城)苏区的红二十六师）打成一片，搞一个战略后方，长江发展兴(山)、(秭)归、巴(东)，与湘鄂边连成一片。

然后去汉阳，与鄂、豫、皖打通，共一年工夫，若做到后，襄河、长江都可机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讨论过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一带人口多，粮食多，威胁宜(昌)、沙(市)、兴(山)、(秭)归、巴(东)搞起来，牵制宜昌，湘鄂边也威胁宜(昌)、沙(市)。

若武汉来攻，我有苏区，九军可牵制襄樊兵力，互相起作用。

这次还讨论了建党、建团、政治工作、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游击习气等，一共开了一个星期会，研究得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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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央派邓中夏来了，就把我们的计划打烂了。

部队将过襄河，邓中夏赶到黄家场，在黄家场开会，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

国际的指示是叫建立根据地，建立后方；

中央的决议是要我们援助中央红军攻打长沙，命邓中夏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留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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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逸群是坚决反对的，争论很激烈。

最后决定打监利后再行过江。

第二次打下监利后，部队就渡江南征。

六军打下华容，二军攻克南县。

此时，邓中夏要求二军渡五条大河去攻打安乡，然后再过二条大江打澧州，把部队放在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后来我提议把部队放到北面向澧州进攻。

打下了公安、津市，消灭了川军张英、马坤山等部，围起了澧州。

这是与邓中夏的第一次争论。

围攻澧州，一星期未打下，继又打了石门、临澧。

打下石门后，邓中夏、段德昌留在石门，由我带部队打下临澧。

部队攻克临澧后，孙德清、王一鸣从邮局得到国民党的报纸，知道红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形势对我不利。

但政委、参谋长不在，我就临时处理，命二军与十六师过河撤到合口准备回苏区。

我到石门，把报纸给邓中夏、段德昌看，我说常德、桃源不能打了，再过沅水不利。

邓中夏见我后大发脾气，说没有他的命令我就把队伍撤走，他要重新打津市、澧州。

我则说进公安，由藕池回苏区。

因此，就在合口开前委会。

邓很孤立，其他军、师长，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见。

但邓一定要打，使用了他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当时有一条原则：即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邓说六军打津市，二军打澧州。

结果都没打好。

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陕西人，党员）在打石灰港时淹死了。

这是与邓中夏的第二次争论。

段德昌当时是同意我的意见的。

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了他的职。

段就和我说过：“胡子(是贺龙在一般干部口中最为亲切的代名)，这实际上是撤我的职啊!我有什么错误?”

邓中夏打澧州后，部队退到了杨林寺，引起了第三次争论。

邓中夏提出要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

扩大苏区、创造苏区我同意，但不同意搞第二中央苏区。

当时我还不懂许多大道理，只晓得已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

再是，关于找阵地与敌决战也有分歧。

找阵地找什么阵地?

仅仅有山而部队没有吃的也不利。

我说打了公安，进苏区就有了门，要扫除障碍。

他同意了。

我命二军打下了公安。

敌人解了澧州围后，李觉（1900—1987，祖籍湖南长沙，生于云南景谷。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师长）派18个团来进攻我们。

陈渠珍（湘西土著军阀）带三个旅走西斋、街河市向我进攻。

而当时六军两个师，十六师在杨林寺，十七师离这里几十里，在街河市。

我说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得集中兵力。

这时汤慕禹（四川人，大革命时期党员，黄埔四期学生。后又留苏，曾任二军团参谋长、六军军长）刚当军长，他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不了解部队，没有经验，就争论。

我说：

“第一，我反对打这个仗；

第二，反对离开根据地；

第三，反对搞第二个中央苏区，搞苏区可以，'中央’两字去掉。

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却不能再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对立。”

邓中夏不听，结果，杨林寺一仗我军因队伍分散，被打个稀巴烂。

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割断了。

我急调二军来刘家场，命总指挥部卢冬生的手枪大队顶住，才把队伍撤出来。

我再问邓，他不敢做声了。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

后来，二军团进鹤峰走马坪，接到我姐姐来信，说甘占元部（原是川军杨森部下。在军阀混战中失败，流窜到湘鄂边界、冒称“共产军”，到处破坏我军声誉）来了。

我们即在五里坪包围他们，解决了甘占元部，稍稍补充了一下。

此后，还东出打过石门，在瓜子峪受阻，又撤回苏区。

邓中夏叫我整理后方，六军打渔阳关，二军打长阳。

我带少数人去邬阳关、资邱一带，在都镇湾碰上二军。

邓中夏又来信叫我带二军再攻渔洋关。

渔洋关在六军打时只有川军郭汝栋（1889—1952，字淞云，四川铜梁县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九师师长）师一个营，据险扼守，六军尚未打下。

此时敌已增两个团，更打不下了。

第二天，我到六军军部找邓中夏。

一见面，他就大骂我不打渔洋关，说因为二军是我的。

我说二军是党的，你问士兵吃饭了没有!

我说先去走马坪、枝柘坪搞粮食，整顿部队。

结果邓给了我一个班，叫我筹款、搞粮，我答应了。

就在这时候碰到了叶光吉（湖北宜都人，党员，后任红三军七师师长）。

他赶300匹骡子，有大批布、棉线、鞋袜。

叶来找我当红军，问要不要他，我说要!

他决心戒掉大烟，送上骡子货物，跟我当红军。

我又搞了一些东西，才回枝柘坪。

我先一个人进去，有人问：“搞到没有?”

我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

邓又不高兴。

我这才将几千斤棉、布等货物拿出来。

住了两天，川军杨铭一个师从恩施来犯。

邓中夏要我带一个团打杨铭一个师。

我问多给一些行不行?

他说不行。

我说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

过了三天，打了一个伏击，打胜了，邓没话说了。

部队在枝柘坪时，鄂西特委派人送信来，严厉批评邓中夏。

当时我并不知道信的内容。

有一次，邓中夏念诗给我听，我说我不懂，他就谈起他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说：国际路线、中央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是在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之间摇摆的。

我说：你是机会主义路线!

他伤了心，拍桌子问：哪个讲的?

我说是我讲的。

在枝柘坪会议上争论很凶。

一是“上山路线”、“退却逃跑”大帽子都给邓戴上了。

二是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1931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队改编为第七、第八两师，笫七师师长孙德清兼，政委李剑如；第八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另由洪湖苏区的部队编成第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对这个改编，大家很不满意，认为邓中夏犯了错误要我们都受处分。

三是大家要求回洪湖苏区，先把立三路线搞清，再是把邓中夏领导的这一段做出结论。

在会议中，邓中夏作了决议，他坚决不同意回洪湖。

决议中说：“从[纵]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主张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苏区以救洪湖苏区。

部队听说向洪湖方向发展，情绪很高，一天就打下了野三关，歼川军戴天明旅一部，跟着追过江，占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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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江第二天，红七师占兴山，红八师占秭归。

接着，部队向荆(门)、当(阳)、远(安)方向进发。

打到荆门、远安后，我叫王一鸣插一条腿到沙洋去，使部队从潜江回到洪湖去。

邓中夏却不同意，硬要二军打当阳，要在鄂北找“井冈山”。

部队刚围当阳，宜昌、沙市敌人援兵已到。

打了一天，部队伤亡很大。

邓中夏没有经过商量，从荆门把王一鸣调回来，又马上要许光达增援。

接着，在马良坪又被迫打了一仗。

在房县时，邓中夏没有什么转变。

当时，在地方上“肃反”斗争也错杀了一些人，地方工作有很大的削弱。

打土豪及搞粮食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搞白木耳连贫农的利益也侵犯了。

“千里房县一条线”，几十万人口要养几万人，群众发动不起来。

房县土改表面上改了，实际上没有改。

在军事上也有争论。

到房县不久，敌人分两路进攻房县。

一路是张连三（鄂豫边一股悍匪的头子）走郧阳西面绕道到房县，另一路是范石生（1887—1939，字小泉，云南省河西(今峨山)县人。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从石花街正面过来。

我主张集中全力消灭张连三，尔后从武当山背绕过去打范石生。

但邓中夏不同意，要部队两面作战，对张连三防守，大队伍去打范石生。

那时，天正下大雨，房县只留有贾鸣钟（陕西人，党员，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一个团，其余部队，连卢冬生的警卫营都出发了。

敌张连三部突然接近了房县。

那是一个背水战，部队拼命地打。

如果守不住房县，部队也就收不拢了。

打了七天，后来又调一个团打张连三。

如果当时不分兵是可以全部消灭张连三的。

打张连三时，李成蹊（湖南桑植人，党员）当时在红二十一团当营长，他打得很好，坚决守住了；也是背水战，水势很大。

打了张连三，再从侧翼打范石生，从左边绕过去打的。

此时，听说新六军（1930年底在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失掉联系的六军十七师一部分先后回到苏区，经过整编，称“新六军”，由段德昌指挥）沿襄河而上，已到达刘猴集。

新六军又从刘猴集到襄(阳)、枣(阳)、宜(昌)苏区，帮助红九军攻打了不少据点，范石生部被迫撤退。

在青峰镇，全体一致要回洪湖，只有邓中夏一人不同意，他只占一票。

部队就出发打南漳，本来可以消灭守敌一个旅的，但邓中夏在途中仍犹豫不决。

邓说：“新六军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

此时部队已离开了他的“井冈山”了。

到南漳，会议上师长、师政委都不发言。

当时我就表了态，我说坚决接新六军，刘猴集找不到去沙洋，再找不到去潜江，六军真的找不到，再回来恢复房县苏区。

次日，墙上粉笔标语就出来了，说“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

部队进到离刘猴集不远的一个很整齐的小镇子叫报信坡，邓又不走了。

他召集一些政治干部开会，没有一个军事干部参加。

我就对他说：“老夏，我已派李子奇（湖北人，工人出身，从苏联学习回来，任红七师二十团团长）一个骑兵连去刘猴集了，两个小时后即可知分晓，你今天开的什么会?一个军事干部也没有参加，看到底是你犯错误还是我犯错误!”

此时，联系人员回来了，说六军在那里，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了，部队就进发刘猴集。

在青峰镇时，留教导团编为二十五师，并留汤慕禹、朱勉之（大革命时期党员，曾任湘鄂西军委委员、保卫局长、红三军七师政委）、柳克明（即柳直荀，湖南长沙人，大革命时期党员，曾任湖南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及长江局特派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布置后方。

得知六军消息后，我即写信叫李子奇去接段德昌，信上并请邓中夏签了字。

第二天，段德昌就来了，并交给我一封信。

信是夏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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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在上海与我分手后就到了苏联，后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回来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我是委员，等等。

德昌说，“你们来得正好，得把拥护邓中夏的那些人整一下”。

我说，不怪他们，邓中夏当时是孤立的。

在刘猴集开了整整一天会，传达了中央分局（1931年3月，中央派夏曦同志到洪湖，成立了以夏曦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随后，又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1932年1月底，湘鄂西“四大”后正式成立湘鄂西省委)）的指示，对邓中夏的错误做出了结论，根据指示撤了邓中夏的职，确定万涛为红三军政治委员，刘鸣先为政治部主任，政治报告是万涛作的。

段德昌憋了一肚子气，对邓中夏数了几十条罪状。

会议决定了部队的行动，南下打钟祥、岳口，许光达那个师进到沙洋筹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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